掙得少，花得多，留在大城市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是繼續蝸居在喧鬧的城市當蟻族，等待發展的機會；還是回到二線城市享受悠閑與怡然自得？
在人生規劃的這道選擇題上，沒有對錯。
按照1月2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2009年有611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就業率為87%。這個數字超出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預期。
然而在超出預期的就業率背后，大學生蟻族的故事卻在2009年末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在就業率高低吸引眼球的同時，就業結構、就業地域不平衡的矛盾備受關注。
與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北漂沒什么不同，蟻族不過是學者為那些堅持到大城市追尋夢想而暫時生活不如意的年輕人起的新名字。在外人看來，生活艱苦的蟻族、北漂生活背后，是年輕人對于就業選擇的不同理解。堅守大城市，還是回到二線城市就業，即將畢業的每個大學生心中都曾有過糾結。
是考慮生活成本，還是更看重未來預期；是要安穩，還是艱苦打拼？在就業的選擇上，怎樣才是理性的態度。似乎并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對錯。
與其在大城市當邊緣人，不如到二線城市做主流人群
“生活在大都市，在寫字樓上班做白領，最好是旅游業的白領。”這是一年前麗川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定義。對就業選擇所帶來的生活成本和發展預期，麗川并沒有太多關注。但幾個月大城市生活的沉重成本撕碎了這個成都女孩的都市夢。
和周圍大多數同學一樣，這個四川大學旅游管理專業的女孩子一上大四就忙著找工作，中華英才網、智聯招聘等專業招聘網站是麗川幾乎每天都要瀏覽的網站。
在成都本地小公司做銷售類工作機會有不少，但麗川不甘心，總覺得自己的天地應該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
廣州一家公司來到四川大學招聘。根據廣州總部開出的工資標準，住房補貼600元,全勤獎金800元,基本工資1800元。加起來是3200元，麗川覺得可以簽了。
填報分配去向時，一位銷售總監問她:“愿不愿意來廣州？”麗川沒多想，就寫下了廣州，她填報的其他城市還有重慶、北京。
2009年7月4日，一畢業，麗川就到廣州參加培訓，工作的名稱是銷售管理培訓生，向上的激勵是，“促銷做好就可以做組長，再升督導。”
在廣州，原本并沒有想過的生活高成本殘酷地擺在面前。
“在廣州租房可真貴，天河區的房子，三室一廳要四五千元，一個人住一間要1500元左右，還要交物業管理費、中介費……”麗川發現，如果這樣，3000元出頭的月薪很可能都吃不飽飯。
幾個新來的同事不得不放棄城區的租房計劃，選擇了廣州城鄉接合部的城中村。
麗川和兩位男同事住進了天河區的“棠下村”。而麗川上班的地方在黃埔區，每天上班要花一個多小時。
棠下村就是一條很窄的街道，街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小房子，差不多有上萬人擠在這里。
麗川租了一個二樓拐角的單間，一個月500元。這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柜，連電視都沒有。讓麗川很不舒服的是，自己房間的窗戶就對著另一戶人家的墻，間距不超過30厘米，這樣的遮擋讓麗川的房間半年內幾乎沒有陽光。
臟是另一個讓人難以忍受的地方，麗川買來的電風扇，扇葉擦干凈不超過一個禮拜又全黑了，到處是灰塵。
在廣州炎熱的夏天跑了3個月后，麗川被轉去做行政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準備數據、做表格、寫報告……
“你根本不知道做這些分析有什么用，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會，沒有成就感。”麗川說。
除了這些，讓麗川不能忍受的是孤獨。晚上，麗川不敢一個人在城中村里逛，索性不出門。沒有電視，回家只能對著電腦屏幕上網，夜里還總是失眠。
這樣的生活讓麗川覺得快精神分裂了，逃離的想法不可遏制。
“一開始我還想著不能放棄，一定要堅持，后來實在是忍不住了。最重要的是沒有奮斗的動力。”在廣州生活4個月后，麗川向主管提出了辭職。
領導批準了麗川的申請，2009年12月底，她回到了成都分公司。經過面試，麗川進了人力資源部。
有了兩個城市生活成本的對比，麗川發現，這個問題很重要。
在成都，麗川的月薪為2700元，比在廣州少。但她在成都市西南二環內一處公寓樓租了一個單間自己住，空調電視一應俱全，租金只有450元。
相比較在廣州每天從住處到公司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在成都，麗川上下班走路只需要8分鐘。
自己做飯、自己洗碗，吃完飯還可以到成都的大街上散散步，閑時逛逛街，或者找大學同學出去擺擺龍門陣或者吃夜宵。一個月還能存1000多元。
盡管不知道存錢干什么，但是看著存折里的數慢慢漲起來，麗川很有成就感。
工作不到一年，麗川卻經常憶苦思甜。“想著在廣州那半年吃的苦，我現在很滿足。寧當雞頭不當鳳尾，與其在大城市當邊緣人，不如到二線城市做主流人群。”麗川說。
“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與父母能相互照應，生活安穩平靜。”
盡管有取舍，麗川也還僅僅是在一線大城市與二線城市之間進行選擇，對于到小城市甚至農村就業，她從來沒有想過。
與她相比，來自河南的肖梅少了艱苦奮斗的經歷，在小城市，平淡穩定是她生活的基調。
對肖梅來說，生活就像一個圓，小城市出生，外地讀書，畢業后重新回到起點，似乎少了激情，但生活質量也并不見得不高。
與別的同學相比，肖梅天生就不太喜歡激烈的競爭。2007年從河南當地一所專科院校畢業后，在父母的安排下，肖梅回到家鄉的一所小學做起了教師。
盡管見習期只有幾百元的工資，但吃住都在家，不需要付房租、不需要算計伙食費，工作的學校就在家門口，交通費都省了。這樣的生活幾乎沒有什么開銷，父母的照顧讓她少了很多其他同學必須獨立面對的生活壓力。
兩年后，肖梅的工資已經提高到2000元,結婚、買房、買車，別的同學還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她已經提前完成了。而這個時候，她高中的那些讀了名牌大學、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學還在與人合租。
“高中時一個很好的同學，成績非常好，在北京讀了名校，畢業找工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雖然留在了北京，但也只有2000元的工資，每個月交完房租就所剩無幾。”肖梅說。
在剛工作的時候，肖梅也曾經很羨慕那些在大城市讀書、工作的同學，覺得他們機會多，視野也寬，但在與這些同學交流后她發現，自己選擇在小城市就業居然也被同學們羨慕。
“那些同學覺得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與父母能相互照應，生活安穩平靜，正是他們在大城市缺少的。”肖梅說。
肖梅的這些同學也許只是在抱怨的時候羨慕她的安穩平靜，更多的時候，他們不愿放棄大城市的生活。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24.5%的人愿意去“中小城市”，選擇農村地區就業的更是只有5.3%。
這項調查顯示，盡管53.3%的公眾認為，在中小城市同樣可以實現自己的價值，但同時也有52.2%的人更愿意在大城市打拼，尤其是一線大城市。就業首選北京、上海的高達43.2%。
“不管你是獅子，還是瞪羚，當太陽升起時，你最好開始奔跑。”
與肖梅干脆回小城市就業不同，也與麗川放棄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線大城市不同，來自內蒙古的曾少荃選擇在北京打拼。
北京今年冬天遭遇了幾十年來一遇的大雪。大雪讓曾少荃更加體會到在北京打拼的不容易。
曾少荃記得很清楚，就在半個月前的一個大雪天，下午5點30分保險公司培訓結束后，他在公交車站等了一個半小時車才來。而當天的最低氣溫為零下十五六攝氏度。
這一個半小時，他縮著頭，在車站來回踱步，實在耐不住了，打電話給公交公司投訴。好不容易看到亮著車燈的運通205路開過，眼前就黑了。黑壓壓的人群把一米六出頭的他擠在中間，四處都是人。好不容易上了車，從車窗往外看，星星點點的路燈下，還是黑壓壓一片的人，“再來兩輛車，恐怕都裝不下”。
這樣的生活對曾少荃來說雖然苦，也要堅持走下去。
平時在回家的公交車上，總有這樣的時刻，他渾身酸軟地癱坐在椅子上，收起推銷保險的職業微笑，感嘆一聲:“在這樣的大城市里，生活的確很辛苦，一步一個腳印啊……”
2008年5月，曾少荃完成北京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會計專業的學習，在北京找到一份保險推銷員的工作。他的辦公室在七層。走出電梯，迎面就能看見一張大大的海報，占據了差不多整個墻面，海報說的是獅子與瞪羚的故事。
“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來時，知道自己必須跑得比最快的獅子還要快，否則就會被吃掉。獅子每天早上醒來時，它知道自己必須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則就會被餓死。不管你是獅子還是瞪羚，當太陽升起時，你最好的選擇是開始奔跑。”
無論是誰，看見海報，總不免被獅子和瞪羚的眼神震懾住。每天早上，曾少荃走進電梯，走進辦公室，腦海里始終縈繞著“奔跑”二字。
整個樓層都被各式各樣的海報、宣傳畫、紅色的榜單、照片、漢字標寫的數字包圍著。“每個人每個月掙多少錢，各個部門前十名，全都在那里貼著。”曾少荃說，“一切都在做比較，比較業績、比較穿著、比較工資，比較以后的發展……”
曾少荃覺得，無形的壓力就藏在墻上的面孔與人民幣的數額之后。
曾少荃的辦公室是一個一個的格間，空間很局促，耳邊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坐在辦公椅上，視線被隔板攔住，但仍能依稀感覺到黑色的影子在不停地走動。盡管聲音嘈雜，卻有一種方正嚴密的秩序把人吸進去，“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放松”，像被關到牢籠里一樣。
工作辛苦一天，回家下班卻是又一個勞碌的開始。每天都至少要一個半小時，他才能到家。遇到中關村大街堵車，就要兩個多小時。通常情況下，晚上八九點鐘，平常人家早已收拾好碗筷的時候，他才開始吃晚飯。
保險行業流失率高達90%，每個月都有員工因為完不成任務指標被辭退，但曾少荃堅持了下來。
試用業務員、正式業務員、業務主任、業務經理一級、業務經理二級、高級經理一級、高級經理二級、區域總監、區域副總經理、區域總經理，這一級級的階梯吸引著他堅持奮斗下去，而他現在已經做到了業務經理一級。
“我是學軟件的，那是高科技！老家是個小城鎮，回去干啥？”
在北京著名的蟻族居住地唐家嶺，章書陽為夢想已經在北京艱苦奮斗了3年。
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來，每一個年輕人都懷揣著夢想。大城市機會多，能幫助年輕人實現夢想。
“起步階段艱苦一些很正常，每一個年輕人起步的時候都要經歷艱苦的磨練和打拼，每一個成功的人士夢想開始的地方同樣也是奮斗的過程。對每個人來說，事業起步階段艱苦的奮斗是人生的財富。”郗杰英說。
但是，章書陽現在有些氣餒，他很難想象自己到了30歲的時候，還在做小小的軟件測試員。
2006年7月，章書陽從東北大學通信工程專業畢業后，懷揣一張只有1200元的銀行卡來到了北京。至今他還記得自己在北京過的第一個夜晚。
到京時已是深夜，朋友的朋友到車站接人，把他們領到知春路的臨時住處。那是一間地下室，屋里有一張床一張桌子。過道很窄，一個人走也要側身。這個房間一晚40元。
這樣的條件、這樣的價格讓章書陽覺得真黑，為了省錢，他跟另一個朋友擠在一張雙人床上。而那個晚上，他一宿都沒睡著。
朋友已經替他租好了房子，就在唐家嶺。一大早，章書陽被領上城鐵，往北坐了兩站，在西二旗下車換乘公交，到目的地時，已是中午。
“北京也有這樣的地方？真是臟亂差！”章書陽很驚訝自己看到的場景，狹小的街道上，車輛來往裹起一團團的塵土。路邊有的小店招牌已經掛了很久，來一陣風便搖搖欲墜。租房的小廣告貼滿了電線桿和目力所及的墻壁，抬起頭，還是大大的“招租”廣告牌。沒走幾步路，不知從哪兒飄來的一個白色塑料袋纏在了腳底。
在小巷子里繞了五六分鐘，來到他未來的住處時，章書陽一下就愣住了。房里只有一張硬板床，別的什么都沒有。這樣的一間房，280元一個月，他和一個同來北京的朋友合住。
章書陽沒有想過，自己會在這樣一個看起來根本就不是北京的地方連續生活3年。他也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與他一樣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在這里落腳，成為學者所稱的“蟻族“。他只知道，相對于北京市普通的居住區，這里房租便宜，生活開銷小。
章書陽畢業院校并不差，但在北京找工作一樣不容易。
章書陽每天7點多起床，簡單吃些油條包子，跟朋友一塊出門。9點左右到會場，走走看看投簡歷，買兩個煎餅果子當午飯，下午再回唐家嶺。回到屋里只想上床睡覺，一睜眼又是大同小異的新一天。
剛到北京一個月，章書陽至少投了400份簡歷，全都石沉大海。
章書陽一心想找軟件研發方面的工作，但最終，一個做軟件測試的公司挑中了他。工資2000元，比他期望的還多500元。他很高興，很多高中同學，剛上班的時候工資只有1200元、1500元。
當然也有讓他失落的對比，大學里那些學采礦專業的同學，大四時每天在床上躺著，都有公司找他們簽約。“他們還都特拽，不去。”
3年的工作中，章書陽加過一次薪，每月多了1000元。
在北京生活，章書陽不得不嚴格計劃自己的收支。盡管最初落腳唐家嶺讓他覺得落魄，但3年之后他依然選擇居住在這里，原因很簡單:生活成本低。
除了每月吃飯、抽煙、房租、水、電、上網費，加起來開支不到1500元。北京的夏天熱，他花40元買了個電風扇，盡管吹出的都是熱風。怕費電，他給電扇定了時，每晚只開1小時。
樓里沒法洗澡，外面的浴室要4塊錢一次。章書陽平時就隨便拿涼水沖沖。夏天每天都要洗澡，洗完了就躺在床上不動，可還是熱得睡不著覺。
靠著這些精打細算，章書陽工作3年攢下了6萬元。他有個學土木工程的同學，過年的時候抱怨說，老板真摳，年終獎只發了1.5萬元。章書陽不說話，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終獎，最多的那次才5000元。
“我存錢是為了買房。可6萬元頂多買個北京的衛生間，里面擺一張床。”章書陽的父母表示給他出首付，可章書陽算了下，父母并沒有那么多錢，他們不知道北京的房價有多高。而且就算湊上了首付，房貸每月要兩三千元，自己供不起。
在北京的生活質量并不高，遠在東北的家人也經常勸他回家鄉工作，但章書陽不以為然。
“我是學軟件的，那是高科技！家在小城鎮，回去干啥？”章書陽覺得，如果選擇在家鄉就業，工作是會穩定，開銷也小，但時間長了心氣會變，學的東西也就忘了。
對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但生活暫時不如意的年輕人，郗杰英用“向下的青春，向上的夢想”來描述。他覺得，不要悲觀地描述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他們生活條件也許不好，但有很大的夢想等待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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